隨著美國實施新關稅制度，全球貿易架構近日經歷劇變。
隨著美國實施新關稅制度，全球貿易架構近日經歷劇變。美國最高法院與白宮之間的法律博弈產生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結果：對絕大部分亞洲經濟體而言，與美國進行貿易的平均成本反而有所下降。
對於亞洲投資者而言，目前最迫切的挑戰在於理解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的轉變，即從根據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實施的「對等」關稅，轉向根據《1974年貿易法》第122條徵收新的統一稅率附加費。即使媒體焦點集中於行政與司法部門的衝突，但對亞洲出口商而言，現實情況是關稅價差有所收窄。隨著臨時性的10%全球進口新關稅實施，針對特定市場的懲罰性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關稅已被廢除。然而，圍繞第122條的關稅仍存在諸多疑問：
- 關稅率何時調升至15%？
- 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關稅收入將如何及何時退還？
- 某些商品，如特定藥品及電子產品是否會獲得豁免？
更廣泛而言，這些變動已在亞太區催生出短期贏家與輸家。
從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到第122條款：對亞洲是淨利多因素嗎？
在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前，有效關稅率約為15.9%，主要源於總統特朗普運用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懲罰貿易順差龐大的市場，這類市場多由亞洲製造業中心主導。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數推翻這些關稅，認定其屬於行政越權行為，使平均關稅率暫時跌至8.3%¹。此後，美國政府迅速援引第122條款，在未來150天內徵收10%的統一附加費。
在此舉之後，進入美國貨物的平均關稅率為12.0%（圖表1）。雖然相對歷史標準仍屬偏高，但與最高法院裁決前的水平相比，仍降低了3.9個百分點。即使全球關稅率上調至15%，仍較先前水平降低2.1個百分點。
對於亞洲而言，這一區別至關重要。過去的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關稅是針對雙邊貿易失衡的定向機制，而多個亞洲經濟體對美擁有龐大貿易順差，因此首當其衝。轉向第122條款後，則採取較為統一的懲罰機制，為部分亞洲主要出口商紓緩了關稅壓力。
亞太區的贏家與輸家
有的關稅制度下，最高與最低關稅率進口來源之間的差距巨大。如今，這一差距已略為收窄。
中國面臨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引入的高額關稅（33.5%），但在新制度下，其有效關稅率預計將會下跌，即使部分輸往美國的貨品仍需繳納第301條款及第232條款下的高額關稅。關鍵在於，對其他出口國徵收全面性關稅縮小了彼此間的關稅率差距，使中國在美國市場的相對競爭力有所提升，並恢復了部分價格競爭力。這可能會提振短期的出口動能，並有機會引發提前出貨潮。
印度同樣受惠於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關稅的廢除。美印臨時貿易協定雖然已宣布，但仍在談判之際，最高法院取消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授權的裁決，消除了懲罰性關稅的威脅，進一步強化印度的談判地位。這為印度談判代表在持續進行的細節磋商中，提供了更大的議價空間。
越南和泰國等東協製造業中心，其有效關稅率預計將會下跌。這進一步放大越南在2025年強勁的出口表現，並鞏固其在全球供應鏈中，服務美國市場的關鍵製造樞紐地位，進而擴大其在區域及國際上的競爭優勢。
新加坡等成熟經濟體此前的關稅率低於平均水平，但隨著關稅率上調至10%的基準，預計將錄得輕微增長。然而，新加坡政府已開放「企業應變計劃」（Business Adaptation Grant）的申請，旨在協助小型企業應對供應鏈的脆弱環節，並重整業務營運模式，以減輕關稅負擔。
韓國與台灣的情況則較為複雜。起初兩地面臨的 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 關稅尚在可控範圍，但與先前享有的優惠待遇相比，第122條款下10%的統一稅率，將會增加其貿易加權關稅負擔。然而，這兩個經濟體均已與美國達成重大的戰略投資協議，以換取有利的市場准入條件。由於半導體等戰略性產業仍獲豁免，且「不重複徵收」（non-stacking）規則繼續適用於第232條款產品，韓國與台灣的競爭地位基本上維持不變。
投資啟示
關稅環境需要審慎應對：第122條款關稅的有效期為150天，而美國政府日益依賴第301條款及其他貿易救濟措施，將對特定行業及經濟體產生更多具針對性的影響，並需要持續監察。
即使面臨外部衝擊，以去年的「解放日」為高峰事件，亞洲出口周期仍然保持完整，這點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（PMI）維持在擴張區間便可見一斑。由於關稅在中期內很可能會持續存在，投資者在配置亞洲股票時應採取主動策略，審慎權衡貿易政策不斷演變下的贏家與輸家。雖然新加坡、台灣及韓國的有效關稅率將會上升，但其影響應會被政府措施及仍然穩健的科技周期所抵消。對於在波動之年尋求收益的投資者，亞洲股票仍提供吸引機遇，有助分散投資組合，避免過度集中於美國超大型股之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