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稅往往是一種談判工具，因此最終的關稅水平可能因為對美國通脹和增長的影響，而較最初提議的更為溫和或有所限制。
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突顯了供應鏈的弱點，導致環球更多地方實行「友岸外包」及工業政策。特朗普的當選及他的關稅計劃可能會進一步加快這些變化。即使所有新的貿易法律均需要國會支持，總統仍有權因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或國家安全理由徵收關稅。然而，關稅往往是一種談判工具，因此最終的關稅水平可能因為對美國通脹和增長的影響，而較最初提議的更為溫和或有所限制。
根據摩根大通經濟研究（截至2024年11月），假設其他所有因素保持不變，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60%關稅可能導致中國未來四至六個季度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（GDP）增長下跌2個百分點。這將直接影響出口、投資及消費，同時面對商業信心下降的連鎖效應。為了抵消這種影響，中國政府可能會增加財政支持，並考慮實施報復性關稅和貨幣貶值來應對。
貿易緊張局勢一直是中國出口商面臨的常見挑戰。儘管自2017年底以來，它們在美國進口市場中的份額已下降了5個百分點，但在環球出口市場中的份額卻有所增加。為了應對關稅措施並管理地緣政治風險，中國出口商通過分散出口目的地和提高對其他新興市場的生產能力。與2018年相比，它們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，並且更有能力應對關稅升級。
自2018年以來，來自東協和墨西哥的產品在美國進口中的份額持續增加，部分彌補了中國產品減少的影響。東協在紡織品等輕工業製造領域方面基本上取代了中國，墨西哥在汽車業上超越了中國，而台灣和韓國則在電子產品方面取代了中國。這種趨勢能否持續將取決於未來的關稅水平、具體的產品目標，以及任何轉運限制，例如與墨西哥汽車製造相關的限制。多個因素將決定回流趨勢中的贏家：包括成本競爭力、支持性政府政策、中國產品的替代品及融入到現有供應鏈的能力，以及滿足額外需求所需的基礎設施和生產力。2018年至2019年的證據顯示，這些受惠者不單再出口中國商品，而是令增值生產上升，並向美國以外的經濟體出口產品。這可能是由於擴大的生產能力帶來了規模效益，同時開啟了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新貿易機遇。
總而言之，供應鏈多元化已經持續多年，對中國徵收更高關稅可能會加快這種轉變，特別是對於半導體、太陽能電池及關鍵金屬等具戰略重要性商品。這種轉變將使其他成本較低的製造商受惠，但如果特朗普政府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徵關稅，重新分配的步伐可能會減慢，並導致成本上升。儘管美中貿易聯繫將不再如此直接，但在短期內完全脫鉤的可能性不大。首先，關稅的具體範圍及幅度仍未確定。其次，由於中國具有競爭優勢、規模效益及沉沒成本，中國仍然是一個具吸引力的製造業樞紐，企業必須權衡回流的好處。此外，中國企業比以前更能應對高關稅的壓力。
自2018年以來，墨西哥及幾個亞洲市場在美國進口中的份額有所增加，部分抵消了來自中國的缺口。
圖表5：按市場劃分的美國商品進口情況
